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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次征譯詩活動想到——黃杲炘
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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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次征譯詩活動想到 [1]
 
  翻閱積壓報刊,看到2011年12月28日的《上海翻譯家》,得知此前第20屆“金秋詩會”之際,上海翻譯家協會為提高人們對譯詩的興趣,發掘更多人才,開展了征集譯詩活動,挑選英、法、德、俄詩歌各一首在網上發布,邀請愛好者將它們譯成漢語。此舉得到全國62位愛好者響應。譯協詩歌組從來搞中選出四首譯詩,在《上海翻譯家》第四版推薦。這件事讓人頗感興趣,而且除了激發熱情和發掘人才外,也有一定的學術和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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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活動讓人想起80多年前的徐志摩,當時他的譯詩已從我國傳統詩形式轉變為白話自由詩形式,發現“舊詩格所不能表現的意致的聲調,現在還在草創時期的新體即使不能滿意的,至少可以約略的傳達”。于是他在1924年3月的《小說月報》上刊登《征譯詩啟》[2],​說是要“提出五六首短詩”供人“嘗試”,還“想請胡適之先生與陳通伯先生做‘閱卷大臣’”,目的是通過認真的翻譯,“研究中國文字解放后表現致密的思想與有法度的聲調與音節之可能;研究這新發現的達意的工具究竟有什么程度的彈力性與柔韌性與一般的應變性;究竟比我們舊有方式是如何的各別”。
  就我瀏覽所及,未見徐志摩提出的到底是哪五六首短詩,也未見此事下文,只看到他的幾篇短文或許與此有關,包括1924年11月7日《晨報副刊》上的《莪默的一首詩》,1925年8月29日《現代評論》(第2卷第38期)上的《一個譯詩問題》,1925年10月8日《晨報副刊》上的《葛德(即歌德,筆者按)的四行詩還是沒有翻好》。
  在頭一篇短文里,談的是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名篇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中的一首,譯文是胡適的和徐自己的譯文,但未對譯文作品評,只是認為“完全的譯詩是根本不可能的”,并說這樣做只是想拋磚引玉。第二篇短文中的翻譯對象是英國作家Carlyle所譯歌德的一節四行詩(附英譯和德語原作),漢譯則有徐的初譯、胡適的翻譯、徐的重譯,也未作比較,但講到“翻譯難不過譯詩,因為詩的難處不單是他的形式,也不單是他的神韻,你得把神韻化進形式去,像顏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現神韻,像玲瓏的香水瓶子盛香水”。
  第三篇短文中的原作仍是Carlyle那節譯詩,但增加了朱家驊、周開慶、郭沫若譯文,也有了一些相互間的品評與比較,最后他認為“我譯的兩道都還要不得,別家的我也覺得不滿意”,結論是:“葛德的四行詩還是沒有翻好”和譯詩“不易,真不易!”
  下面請看歌德原作、Carlyle英譯、徐志摩初譯以及胡適與郭沫若譯文:
  Wernie sein Brot mit Tränen aß,
   Wer nie die kümmervollen Nächte
  Auf seinem Bette weinend saß,
   Der kennt euch nicht, ihr himmlischen Mä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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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never ate his bread in sorrow,
   Who never spent the midnight hours
  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morrow,
   He knows you not, ye heavenly powers. 
    (Carlyle英譯)
 
  誰不曾和著悲哀吞他的飯,
   誰不曾在半夜里驚心起坐,
  淚滋滋的,東方的光明等待,
   他不曾認識你,啊偉大的天父! 
   (徐志摩譯)
 
  誰不曾含著眼淚咽他的飯,
   誰不曾中夜嘆息,睡了又重起,
  淚汪汪地等待東方的復旦,
   偉大的神明啊,他不會認識你。 
 ?。ê室耄?/EM>
 
  人不曾把面包和眼淚同吞,
   人不曾悔恨煎心,夜夜都難就枕,
  獨坐在枕頭上哭到過天明,
   他是不會知道你的呀,天上的威棱。 
 ?。ü粢耄?/EM>
  從上述幾篇短文看,徐志摩似未達到《征譯詩啟》中提出的目標,盡管譯者多為最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這些譯詩卻無一使他滿意。其實這很自然,因為當時用白話寫詩和譯詩都起步不久,各方面積累不多,白話文本身還有待成熟、規范、豐富,對于“有法度的聲調與音節”更缺乏研究,在這些情況下,譯詩自然較難令人滿意。[3]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譯文都是白話自由詩。這當然同徐志摩的譯詩傾向及其譯詩圈子有關,因為當時我國傳統詩形式的譯詩仍很普遍,甚至更為多見。但這些頂尖文化名人的譯例可代表當時英詩白話漢譯達到的水準,另一方面,此后譯詩的發展事實證明,這樣的譯詩也預示了此后英詩漢譯的大方向。畢竟白話文讀者越來越多,而且同傳統形式的譯詩相比,這種譯詩既可較準確反映原作內容,譯起來也較方便。
  徐志摩在上面短文中談到形式與神韻的關系,并以“玲瓏的香水瓶子盛香水”作譬。譯詩中也有這問題,但他只是提到這樣“一個譯詩問題”,沒提到解決辦法。現在來看上面這些例子,徐的譯文雖用方言的發音押韻,形式上卻與原作靠得最緊,接近于后來孫大雨和卞之琳創導的“以頓代步”要求。這既說明“以頓代步”譯法的可行,也說明譯詩即使自由,只要稍加調整就可能較準確地反映原作的格律形式。然而,如果譯者不知道這點,就會錯過機會,例如對上面胡適譯文稍作改動,就可方便地得到下面這樣的譯文,既在內容上更貼近原作,在詩行頓數、字數上也更整齊,較準確地反映原作格律:
  誰不曾含著眼淚咽面包,
   誰不曾半夜里不得安息,
  淚汪汪地等待次日拂曉,
   神明啊他就不會認識你。
  同樣,郭沫若譯文也可方便地改得內容和形式上更靠近原作:
  人不曾把面包和眼淚同吞,
   人不曾悔恨得夜夜難就枕,
  獨坐在枕頭上哭到過天明,
   他不會知道你,天上的威棱。
  可見,要讓譯詩反映原作的格律形式并不難,不過在那時代,詩人和譯詩者剛擺脫傳統詩的嚴格束縛,充分享受著寫詩和譯詩的自由和那種新鮮感,一時不會想到譯詩反映原作形式的合理與必要,還不會有此等要求。但隨著實踐和積累增多,隨著對譯詩反映原作格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的認識逐步提高,譯詩必然會朝這方向發展。這次上海翻譯家協會征求譯詩活動的結果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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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仍用徐志摩的上述比喻,那么譯詩作為翻譯,就有必要模仿原作,盡可能用原作那樣的香水瓶子盛放原作那樣的香水?!渡蝦7爰搖吠萍齙乃鬧忠朧?,前三種都這樣做。為節省篇幅,下面取前三首譯詩的頭一節和第四首譯詩的頭兩節來看。
  1)John Betjeman的Distant View of a Provincial Town與黃金山譯文《舊郡城,遠回顧》:
  Beside those spires so spick and span
  Against an unencumbered sky
  The old Great Western Railway ran
  When someone different was I.
 
  映帶一覽無余的天際,
   教堂的尖頂干干凈凈,
   老西部鐵路途經此地,
   當年我也不同于如今。
 
  2)Paul Verlaine的Dans l’interminable...和童緒蘅譯文《漫漫無邊》:
  Dans l’interminable   漫漫平原
  Ennui de la plaine     無邊煩擾
  La neige incertaine    飛雪飄忽
  Luit comme du sable.     流沙閃耀
 
  3)Eduard Mörike的Nur zu! 和唐吉云的譯文《盡享無畏》:
  Schönprangt im Silbertau die junge Rose,
  Den ihr der Morgen in den Busen rollte,
  Sie blüht als ob sie nie verblühen wollte
  Und ahnet nichts vom letzten Blumenlose.
  清晨向花蕊中滾入晶瑩的露水,
   身披銀珠招搖的是那年輕玫瑰;
   她肆意綻放著好似永不愿凋零,
   全不顧那上季花期的剝落枯萎。
 
  4)А. Тарковский的Я прощаюсь со всем...和陳黎的《告別》:
  Я прощаюсь со всем, чем когда-то я был
  И что я презирал, ненавидел, любил.
  Начинается новая жизнь для меня,
  И прощаюсь я с кожей вчерашнего дня.
  別了,過去的自己,
   以及那些我所愛、我所很、我所不屑的一切。
   新的生活正在拉開帷幕,
   而昨天,請不要再來將我煩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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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兩次征譯詩的活動,可看出80年來譯詩的明顯進展。
  徐志摩文中的那些譯詩出自我國最負盛名的詩人譯者,而這次應征投稿者都是“小字輩”的平頭百姓,可見如今譯詩已大為普及,不再是少數文化精英象牙塔中的東西。其次,今譯在反映原作內容上總的來說更為準確,說明了這方面要求的提高。而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80年前的精英譯詩完全沒想到反映原作格律,而現在這方面的追求非常突出,至少前三種譯文清楚表明了這點??杉河鍶酚薪獻既販從吃髂諶縈敫衤尚問降那繃?,只是認識和發掘這潛力是有過程的。這過程體現出譯詩的發展,也表明譯詩作為翻譯,對準確同樣也有自發的不懈追求。
  兩次活動中有一點相像,即翻譯對象都是格律詩。這在徐志摩那里很自然,但在我們這里有不同意義,因為如今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翻譯多為自由詩,而選取翻譯對象的專家據說多為中年大學教師,那么在這種現代詩風中,他們怎么仍不約而同選格律詩呢?
  首先,格律詩在任何語言的詩歌中都占據著主體和基礎地位,既富有民族特色,又是經典作品最集中的所在;其次,格律為詩歌這一文體所特有,有不容忽視的審美作用和文字所無信息,而如今有無格律更是詩歌中的最大分野。再說,譯詩與譯其它作品的最大不同就在格律,因此反映格律特別有意義。反過來說,如果翻譯中對格律詩和自由詩不作區分,仍把格律詩當自由詩譯,就同譯散文無多大區別,顯不出譯詩特點。所以有追求的譯者能準確反映原作內容后,必然會設法反映原作格律,并視之為基本功。故而通過對格律詩的翻譯,能看出譯者的要求處于何種階段,因為是否反映原作格律是明確的分界線。
  從推薦的譯文看,更證明選擇格律詩的正確和必要。在徐志摩那里,翻譯對象即便是自由詩,對所得結果的關系也不大,因為那時的譯詩尚未發展到區分原作有無格律的程度,譯文反正都是自由詩。而如果這次選擇的翻譯對象是自由詩,那就不妥了,因為如今至少在英、法、德、俄的詩歌漢譯中有可能反映原作格律,如果以自由詩為翻譯對象,那將掩蓋譯詩要求的不同,埋沒對反映原作格律有所要求的譯者積極性和用武之地,而正因為翻譯對象是格律詩,譯詩要求上的不同層次才明白顯現出來。
  專家們推薦的這些譯文有一點特別引人注目:四種譯文里,反映與不反映原作格律的譯文數量是三比一??勺饗拭鞫哉盞氖?,坊間各種原作是格律詩的譯本中,這兩者之間的比例恐怕連顛倒過來的一比三還不到。為什么呢?
  這可能因為譯者們比較年輕,包袱較少,對新事物比較敏感并樂于接受,而且,在他們開始譯詩時已有較大可能看到既反映原作內容也反映原作格律的譯詩,因為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涌現的大量譯詩集子中,這樣的譯詩集不僅多起來,而且不可能被忽視(如屠岸和梁宗岱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等),到了本世紀初,就我所知,已有了可反映各自格律傳統的的英國詩選、美國詩選、德國詩選、法國詩選。當然,年輕的譯者也可能通過自己的摸索發現這樣譯詩的合理與可行——如果這樣,就更顯得如此譯詩的必然性。
  顯然,這三比一的結果也同征求譯詩的活動形式有關,因為這帶有較強的挑戰性和競賽性,而且畢竟只譯一首詩。譯格律詩的挑戰性本就很強,但長期以來拋開格律的譯詩(就像捆起對方的雙腳再與之交手)已成常態,這本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時間一長,這種旨在減少挑戰性的做法似乎成了“傳統”,有時還提出似是而非的理由,甚至視反映原作格律的譯詩為另類,認為“不可取”或“不符合詩歌發展趨勢”。而由于譯詩是較特殊的領域,一般讀者對其了解不多,出版部門也缺少專門的譯詩編輯,對譯詩的發展、原作是否有格律、譯詩是否應當反映原作格律未必很了解,未必善于鑒別譯詩并作出選擇,在此情況下,坊間自然以自由詩譯文為多見。
  但在頗具競賽性的活動中,如果翻譯對象是格律詩,那么除非譯者不知道譯詩有反映原作格律的必要和可能,或者對此完全沒有信心,否則就會全力以赴迎接挑戰,盡可能以形神兼備的譯詩應征,而譯的畢竟只是一首短詩,即使要多花工夫,所費時間仍然有限。而這類活動中的“出題者”和“評判者”是懂行的,如果有了形神兼備的譯詩,那么不反映原作格律的譯詩就難有“勝出”可能。
  所以,這次活動的結果讓大家清楚看到:如今的譯詩與80年前的譯詩相比,不僅對內容的忠實有較高要求,而且有較高追求的譯詩已不約而同力求反映原作格律,這一點甚至在二三十年前還受到兩方面的反對或質疑,一方面是“不贊成譯詩時移植原詩的形式”[4],認為譯詩應當采取我國的傳統詩形式;另一方面雖同樣反對反映原作格律的“以頓代步”,卻主張譯詩應當“用自由詩的格式”[5]。對這兩種論點,盡管只是在十來年前才從譯詩發展的角度作了正面回答[6],但這次征求譯詩活動的結果,可說以最明確的方式說明:如今在“怎樣譯詩”的認識與實踐上已取得怎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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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上面俄語詩的譯文是自由詩呢?看來,應征譯文中可能沒有形神兼備的,而這正反映了此類譯詩的普遍存在。當然,這首原作的詩行都是抑抑揚格四音步,譯詩要反映也許比抑揚格音步的作品費神。但如果有格律意識,那么稍作調動,至少可反映原作詩行在音律上長度一致的特點,如頭兩節譯文可以是如下的五頓行:
  別了,過去的自己;以及那些
  我所愛、我所很、我所不屑的一切。
 
  新的生活正在拉開帷幕,
  而昨天,請不要再來將我煩擾。
  在內容上同樣忠實的前提下,若要在格律形式上反映得更準確一些,也是有可能的。我請教了翻譯和研究普希金的專家馮春先生,他對這兩節詩給出的譯文是:
  我告別,同我昔日的一切,
  還有我所恨所愛所不屑。
 
  我的生活正掀開新一頁,
  我要與昨日的表象告別。
  這譯文以字數相等的四頓行反映原作音節數相等的四音步行,韻式也與原作一樣。馮春說,如果認為這兩節詩用同一個韻不好,可以把第二節改成下面這樣:
  開始了我的嶄新的生活,
  我告別昨日表面的舊我。
  值得一提的是,馮春還準備按與此相近的要求重譯普希金的《葉甫蓋尼∙ 奧涅金》(以下簡稱《奧涅金》),就是說,用每行四頓的譯文反映原作的四音步詩行,在字數上則在十字左右,但并不限定十字。說到《奧涅金》,我想到老一輩翻譯家有關該書的動人軼事。
  王智量先生翻譯、修改、出版《奧涅金》反復多次,歷時半個世紀,可謂艱苦卓絕,嘔心瀝血,他通過自己琢磨確定的譯法基本上屬于“以頓代步”,就是要求譯詩的韻式和詩行的頓數反映原作的韻式和詩行音步數,字數雖不要求整齊,但一開始就按此要求譯經典長詩,可謂出手不凡。王智量是余振先生的學生,1950年在其指導下閱讀《奧涅金》。余振先生譯過不少俄語詩,后來以兼顧譯文詩行頓數與字數整齊的要求翻譯了萊蒙托夫作品。他在嚴酷的環境中自己也很坎坷,仍不斷鼓勵王智量翻譯該書并給予多方面幫助,還“參與執筆”示范,按每行十字的要求譯出了若干形式上更為整飭的“奧涅金詩節”。于是王智量在此基礎上重起爐灶,譯出符合余振要求的《奧涅金》出版。其譯本頭四行為:
  我的最講究規矩的伯父,
  他不是開玩笑,已經病倒,
  還要人家對他恭敬如故,
  他想得真不能比這更妙。
  這樣做工程浩大,精神可貴,是對譯詩方法的又一次探索;也是對老師的尊重和情誼,這種相呴相濡的譯壇佳話,曾經的涸轍之魚最能體會。而作為一種探討,也可以有比較“取巧”的辦法。因為俄、英、德語的詩律基礎是一樣的,譯詩如果已基本做到頓數與原作音步數相等,或者字數與原作音節數相應,那么在這兩種基礎上略加調整,都可能在保持原譯意義和韻式的同時,既讓譯文的頓數與原作的音步數相等,也讓字數與原作的音節數相應。以《奧涅金》而言,就是以每行四頓十字反映原作的四音步八音節,例如王先生的原譯第一節(人民文學版,“名著名譯”本)和這樣改動后的十字行:
  我的伯父他規矩真大,        我這位伯父他規矩真大,
  已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雖病入膏肓,已奄奄一息,
  還非要人家處處都尊敬他,    還非要人家處處尊敬他——
  真是沒有比這更好的主意。    想得倒美,真是個好主意。
  他的榜樣值得讓別人領教;    他那種榜樣值得人領教;
  可是,天哪,這可多么無聊,  可天哪這可有多么無聊,
  日日夜夜把一個病人守住,    日日夜夜地把病人守住,
  他的病床你不能離開一步!    你不能離開他病床一步!
  這是種多么卑劣的伎倆:      這是種多么卑劣的伎倆:
  討一個半死不活的人高興,    為了討半死不活者高興,
  給他去把枕頭擺擺端正,      給他去把枕頭擺擺端正,
  哭喪著臉給他送藥端湯,      哭喪著臉給他送藥端湯,
  一邊嘆氣,一邊在心里盤算:  邊嘆氣邊在心里頭盤算:
  哪一天鬼才能叫你完蛋!      哪一天鬼才來叫你完蛋!
  其實,俄語詩漢譯中早就有反映原作格律之舉。據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兼譯家任溶溶在《浮生五記》(上海譯文版,2012)中說,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姜椿芳先生的《蘇聯衛國戰爭詩選》已經這樣做,并在該書“前言上寫出了他譯詩的方法”,就是“嚴格按照原詩的兩音節或三音節一頓的辦法來譯他的詩”。而任先生“就學姜先生的譯詩方法譯,”而且“現在依然愛譯兒童詩,依然照姜先生的路子譯,熟能生巧,越譯越順暢”。例如他“文革”前譯烏克蘭詩人謝甫琴科的長詩《海德馬克》,開頭四句就譯成:
  世界上|一切都|去的去|來的來……
  它們上|哪兒了?|又來自|哪里?
  聰明人|愚蠢人|都一概|不知道,
  只看見|生的生|死的死|而已……
  通過上海翻譯家協會這次活動,可清楚看出詩歌漢譯的發展,顯然,近百年前的譯文放在今天很難得到推薦,但當初對新詩卻影響巨大。如今新詩讀者越來越少,創作和評論界有了“新詩二次革命”提法和“詩體重建”實踐。從這角度看,當初影響了新詩形式的譯詩如今有條件作些“彌補”,可讓讀者看到比較準確反映原作“面目”的譯詩。
  如今詩歌讀者較少,出版空間也變得狹小,這必然會對譯詩提出較高要求。這次征求譯詩活動將有助于譯詩要求的全面提高,因為這既向譯詩者推薦了反映原作格律形式的譯法,也向讀者和出版者推薦了這類譯詩,讓他們在翻譯要求不同的譯詩中進行選擇時增添一個應當考慮的因素。



[1]  本文刊載于《東方翻譯》2012年第2期。
[2] 該文與下一段中提到的幾篇短文可見《徐志摩譯詩集 ∙ 附錄二》(湖南人民版1989)。本文中徐志摩的言論均引自這些短文。
[3] 有關情況和探討可見拙文《“一個譯詩問題”的今昔——從徐志摩的探究談起》(載《外語與翻譯》2006年第4期及2012年上海譯文版《譯詩的演進》)。
[4]  見《豐華瞻譯詩集 ∙ 附錄:我怎樣翻譯詩歌》(上海外語教育版1997)。
[5]  見勞隴《我看英詩翻譯中的“以頓代步”問題》(《中國翻譯》1992年第5期)。
[6] 見《譯詩的演進:英語詩漢譯百年回眸》(上海外語教育版《中西詩歌翻譯百年論集 ∙ 序二》)及《詩體移植是合理而可行的追求——從胡適的一條譯詩“語錄”談起》(《外語與翻譯》2004年第2期)。
 
  作者鏈接:
  黃杲炘 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中國資深翻譯家,從事英語詩歌翻譯。主要翻譯作品有:《柔巴依集》《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丁尼生詩選》《英國抒情詩選》《美國抒情詩選》《英國抒情詩100首》《美國抒情詩100首》《坎特伯雷故事》《秀發遭劫記》《英語愛情詩100首》《英語十四行詩選》《英語趣詩選》等,著有:《從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語漢譯研究》《英詩漢譯學》,其中,《坎特伯雷故事》獲第四屆優秀外國文學圖書一等獎,《英詩漢譯學》獲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首屆優秀學術圖書一等獎。